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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文件判案悖于《立法法》 罪名定性错误致函最高院

        司法文件判案悖于《立法法》 罪名定性错误致函最高院
 
    一、案情回顾

    2015年6月13日,上诉人张某某持当日火车票进入火车北站,过安检口时因携带446.40克美沙酮而案发。张某某案发时系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病员,现场尿液检测呈阳性反应。次日,铁路公安处以张某某涉嫌运输毒品罪对其予以刑事拘留。同年7月10日被逮捕。
    2015年8月21日,铁路运输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向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2015年11月9日,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张某某被指控犯运输毒品罪一案,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2015年11月21日,被告人张某某依法提起上诉。
    2016年4月12日,辩护律师依法出庭参与二审庭审活动、履行辩护人职责。
    2016年5月2日,辩护律师将《关于张某某涉嫌运输毒品罪上诉案的辩护人意见反映函》,以快递方式分别致函二审法院院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以期正确适用法律处理本案。
    2016年7月4日,二审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某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运输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二、辩词分享
    张某某被一审判决犯运输毒品罪上诉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今日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诉人张某某涉嫌运输毒品罪一案。
    通过方才的法庭调查,根据相应的在卷证据以及辩护人提交的参考资料1、2,能够证明:上诉人张某某的涉案行为依法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而非运输毒品罪,原审判决在适用法律、认定自首事实等方面存在错误。
    在此,辩护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所赋予的辩护人职责,现依法就本案事实与法律适用方面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谨请二审合议庭能够给予客观、充分地考虑。如无不当,还请采纳。
    一、从犯罪构成要件分析,上诉人张某某案发时系美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病人,其携带美沙酮的动机是自己服用、主观方面是非法持有,并非出于运输目的,其涉案行为依法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原审判决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结合本案在卷证据,如市中区精神病医院、铁路公安处车站派出所分别出具的美沙酮维持治疗记录、证明、尿液检测样本提取笔录、现场检测报告以及被告人张某某的供述等,这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如下本案事实:
    上诉人张某某原系第七人民医院戒毒病人,戒药卡编号:5001132……,从2014年7月15日转诊市中区精神病医院。张某某在2015年1月6日——2015年6月11日服药期间,其每次服药剂量在30ml-60ml不等。
    2015年6月13日13时许,张某某持当日火车票过车站安检口时,因携带446.40克美沙酮而案发,现场检测报告张某某的尿液经检测呈阳性反应。
    归案后,张某某如实供述了携带四百多毫升美沙酮是为了在去北京的路上用于自己服用等事实。
    综上事实,从犯罪构成要件分析,上诉人张某某案发时作为美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病人,其携带美沙酮的动机是自己服用、主观方面是非法持有,并非出于运输目的,其涉案行为依法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原审判决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二、原审判决错误理解“运输”一词词义,仅以张某某有携带美沙酮经过火车站安检口的外在表现行为,即作为“运输”的认定标准,这是变相的“客观归罪”,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要认定运输毒品罪,其前提条件是不能不对“运输” 这一关键性词语的词义进行规范、准确的理解。
    最新词典即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于2011年11月修订的第4版《新华词典》第1252页,对“运输”一词词义的解释是“用交通工具把旅客或物资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地方”。据此可知,“运输”一词包含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要求使用交通工具输送;二是要求把旅客或物资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地方。
    结合本案相应事实,一是上诉人张某某虽然随身携带美沙酮,但在经过安检口时即案发,此时如将张某某本人身体视为“交通工具”来认定的话,这显然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同时也缺乏法律依据。第二个事实是:张某某携带美沙酮的动机是为了在去北京的路上用于自己服用,其主观目的是非法持有,不是为了把涉案美沙酮从一个地方(重庆)输送到另一个地方(北京)。
    因此,上诉人张某某的涉案行为不符合“运输”的定义,原审判决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是一种变相的“客观归罪”,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三、毋庸讳言,原审判决作出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的认定,应当是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129号,下称《武汉会议纪要》】的引导,这能够从辩护人向二审合议庭提交的一审法院(2015)铁刑初字第1号、第16号《刑事判决书》处得到印证《武汉会议纪要》这类司法文件在刑事审判中的适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不具有合法性。
    在2015年5月18日的《武汉会议纪要》印发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8年12月8日印发过《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8】324号,下称《大连会议纪要》)。
    《大连会议纪要》与《武汉会议纪要》在关于吸毒者购买、运输、储存用于自己吸食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定罪问题上,其关键区别是:《武汉会议纪要》取消了《大连会议纪要》关于吸毒者处于运输过程中的犯罪行为应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规定,改以运输毒品罪来定罪处罚。
    这从辩护人向二审合议庭提交的一审法院(2015)铁刑初字第1号、第16号《刑事判决书》处能够得到印证。
    上述两个刑事案件均是关于吸毒人员周某某、罗某分别于2014年6月19日9时许、2015年2月21日11时许,持当日火车票欲乘车,在过火车站安检口时,因携带有关毒品而案发。
    这两个刑事案件的案情与本案案情基本相同。
    铁路运输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2015年6月5日,分别以(2015)铁刑初字第1号、第16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周某某携带“麻古”26.9克、被告人罗某携带美沙酮505.1克的犯罪事实,均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处被告人罗某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
    案情相同,何以定罪量刑截然不同、悬殊巨大?皆因二案发生于2015年5月18日《武汉会议纪要》印发之前。
    在此,就不得不针对《武汉会议纪要》这类刑事司法文件在刑事审判中适用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以下法律剖析。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00年3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于2015年3月15日,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进行修正。
    综观《立法法》共计六章七节一百零五条的内容,可以说《立法法》本身属于一部宪法性法律,是一部“治法之法”——即除《宪法》以外,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均适用该法或者依照该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立法法》第八条第(四)项明确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四)犯罪和刑罚”。 该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一百零四条也分别指出:“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因此,依据《立法法》的上述规定,最高院仅有限制性的司法解释权,不具有扩张性的刑事司法文件制定权,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最高院刑事司法文件适用于刑事审判的法律依据。
     因此,《武汉会议纪要》这类刑事司法文件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的适用,违反了《立法法》的上述规定,不具有合法性。
     四、上诉人张某某是否存在自首情节,本案相应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论是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来看,还是依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原则而言,本案应当认定张某某具有自首情节。
    仔细分析上诉人张某某归案情节的相关证据,火车站派出所出具的加盖公章、并有案发当时值班民警蔡某某签名的《归案情况说明》中,明确证明到:2015年6月13日13时许,我和同事张某某在候车室安检口执勤,“安检员陈某带着一名年约40余岁的中年男子过来并递了一瓶维他命水’塑料瓶装的棕红色液体,对我说:‘该瓶可疑液体该男子自称是美沙酮”、“整个过程由我用执法仪全程摄像”。
    同样,火车站派出所出具的加盖公章、并有案发当时值班民警张某某签名的另一份《归案情况说明》,也一致地证实了‘该瓶可疑液体该男子自称是美沙酮’的事实。
再同样,被告人张某某关于归案情况的供述,也证明了在其犯罪行为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情况下,即主动交待携带美沙酮的事实。
    而与上述车站派出所、值班民警出具的归案证明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相矛盾,在安检员陈某的《询问笔录》中却说道:“我在岗位上看屏,一名身穿花纹T恤灰色裤子的中年男子进来后,我看安检机屏幕发现其口袋里有几瓶可疑液体,我通知了旁边同事赵某,她去看了询问,这名旅客很紧张回答是喝的药,安检组长王某某就过来把他带到警察哪去了”。
     公安机关派出所出具的《归案情况说明》相较于证人证言,前者属于优势证据,其证明力要高于后者。
     另一方面,在刑事案件的证据或者事实存在疑点情形下,依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原则,也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因此,本案应当认定上诉人张某某具有自首情节。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主观目的方面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或者是从“运输”词义的规范、准确的理解方面来看;还是就《武汉会议纪要》这类刑事司法文件在刑事审判的适用上不具有合法性而言,上诉人张某某的涉案行为依法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原审判决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属于适用法律以及认定事实错误。
    在此,辩护人谨请二审法院固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案原则,依法撤销错误的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张某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并在考虑其具有自首情节的情形下,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张某某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予以从轻处罚,以真正贯彻落实“罪刑相一致”的公正司法原则。
 
    此 致
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辩护人:四川五月花律师事务所
                                曹 华  律师
                            二0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注:文中涉案单位名称与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请勿对号。

附件
关于张某某涉嫌运输毒品罪上诉案的辩护人意见反映函
(2016)五律辩意字第005号
 
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
    您好!
    百忙之中打扰,不胜歉意。
    我是四川五月花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华,系题述一案上诉人张某某的辩护人。辩护人现就该案情况特向院长反映意见如下。
    一、案情概况
    2015年6月13日,上诉人张某某持当日火车票欲乘车到北京,过安检口时因携带446.40克美沙酮而案发。张某某案发时系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病员,现场尿液检测呈阳性反应。
    2015年11月9日,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5)铁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下称原审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2015年11月21日,被告人张某某依法提起上诉。
    二、辩护人意见
    1、从犯罪构成要件分析,上诉人张某某案发时系美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病人,其携带美沙酮的动机是自己服用、主观方面是非法持有,并非出于运输目的,其涉案行为依法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原审判决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结合本案在卷证据,如市中区精神病医院、铁路公安处车站派出所分别出具的美沙酮维持治疗记录、证明、尿液检测样本提取笔录、现场检测报告以及被告人张某某的供述等,这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如下本案事实:
 
    上诉人张某某原系第七人民医院戒毒病人,戒药卡编号:5001132……,从2014年7月15日转诊市中区精神病医院。张某某在2015年1月6日——2015年6月11日服药期间,其每次服药剂量在30ml-60ml不等。
    2015年6月13日13时许,张某某持当日火车票过车站安检口时,因携带446.40克美沙酮而案发,现场检测报告张某某的尿液经检测呈阳性反应。
    归案后,张某某如实供述了携带四百多毫升美沙酮是为了在去北京的路上用于自己服用等事实。
    综上事实,从犯罪构成要件分析,上诉人张某某案发时作为美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病人,其携带美沙酮的动机是自己服用、主观方面是非法持有,并非出于运输目的,其涉案行为依法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原审判决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原审判决错误理解“运输”一词词义,仅以张某某有携带美沙酮经过火车站安检口的外在表现行为,即作为“运输”的认定标准,这是变相的“客观归罪”,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要认定运输毒品罪,其前提条件是不能不对“运输” 这一关键性词语的词义进行规范、准确的理解。
    最新词典即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于2011年11月修订的第4版《新华词典》第1252页,对“运输”一词词义的解释是“用交通工具把旅客或物资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地方”。据此可知,“运输”一词包含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要求使用交通工具输送;二是要求把旅客或物资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地方。
    结合本案相应事实,一是上诉人张某某虽然随身携带美沙酮,但在经过安检口时即案发,此时如将张某某本人身体视为“交通工具”来认定的话,这显然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同时也缺乏法律依据。第二个事实是:张某某携带美沙酮的动机是为了在去北京的路上用于自己服用,其主观目的是非法持有,不是为了把涉案美沙酮从一个地方(重庆)输送到另一个地方(北京)。
    因此,上诉人张某某的涉案行为不符合“运输”的定义,原审判决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是一种变相的“客观归罪”,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3、毋庸讳言,原审判决作出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的认定,应当是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129号,下称《武汉会议纪要》】的引导,这能够从辩护人向二审合议庭提交的一审法院(2015)铁刑初字第1号、第16号《刑事判决书》处得到印证《武汉会议纪要》这类刑事司法文件在刑事审判中的适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不具有合法性。
    在2015年5月18日的《武汉会议纪要》印发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8年12月8日印发过《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8】324号,下称《大连会议纪要》)。
    《大连会议纪要》与《武汉会议纪要》在关于吸毒者购买、运输、储存用于自己吸食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定罪问题上,其关键区别是:《武汉会议纪要》取消了《大连会议纪要》关于吸毒者处于运输过程中的犯罪行为应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规定,改以运输毒品罪来定罪处罚。
    这从辩护人向二审合议庭提交的一审法院(2015)铁刑初字第1号、第16号《刑事判决书》处能够得到印证。
    上述两个刑事案件均是关于吸毒人员周某某、罗某分别于2014年6月19日9时许、2015年2月21日11时许,持当日火车票欲乘车,在过火车站安检口时,因携带有关毒品而案发。
     这两个刑事案件的案情与本案案情基本相同。
    铁路运输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2015年6月5日,分别以(2015)铁刑初字第1号、第16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周某某携带“麻古”26.9克、被告人罗某携带美沙酮505.1克的犯罪事实,均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处被告人罗某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
    案情相同,何以定罪量刑截然不同、悬殊巨大?皆因二案发生于2015年5月18日《武汉会议纪要》印发之前。
    在此,就不得不针对《武汉会议纪要》这类刑事司法文件在刑事审判中适用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以下法律剖析。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00年3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于2015年3月15日,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进行修正。
    综观《立法法》共计六章七节一百零五条的内容,可以说《立法法》本身属于一部宪法性法律,是一部“治法之法”——即除《宪法》以外,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均适用该法或者依照该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立法法》第八条第(四)项明确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四)犯罪和刑罚”。 该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一百零四条也分别指出:“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因此,依据《立法法》的上述规定,最高院仅有限制性的司法解释权,不具有扩张性的刑事司法文件制定权,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最高院刑事司法文件适用于刑事审判的法律依据。
    因此,《武汉会议纪要》这类刑事司法文件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的适用,违反了《立法法》的上述规定,不具有合法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主观目的方面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或者是从“运输”词义的规范、准确的理解方面来看;还是就《武汉会议纪要》这类刑事司法文件在刑事审判的适用上不具有合法性而言,上诉人张某某的涉案行为依法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原审判决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属于适用法律以及认定事实错误。
    辩护人谨请最高院固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依法就《武汉会议纪要》这类刑事司法文件在刑事审判活动适用的错误问题予以纠正。
    特此来函反映。
 
    致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反映人:四川五月花律师事务所
                                   曹 华  律师
                              二0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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