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信息

联系我们

    四川泸州著名律师-泸州优秀律师-泸州知名律师-泸州三优律师曹华律师
    联系人:曹华
    手机:13982488869
    Q Q: 1169090375
    E-mail:caohua@qq.com
    地址:泸州市江阳区
 

法海拾贝

当前位置: 主页 > 法海拾贝 > >

《关于〈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就伤残等级对应规定之违法性

    第一部分   主要内容
    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的授权,卫生部制定并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而《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关于伤残等级对应的规定在立法上存在违法性,该违法性揭示了违法立法给司法审理工作造成的混乱以及折射出《立法法》的“缺位”现象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论证分析,明确没有制约的立法好比“闹市之虎”,其危害必然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要消除这种危害的唯一法宝是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正确的立法理念和思想。
    第二部分  论文提纲
    一、引言:《伤残等级对应标准》悄然出台
    二、《伤残等级对应标准》的实质内容
    三、《伤残等级对应标准》在立法上存在违法性
    四、《伤残等级对应标准》在司法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五、《立法法》的“缺位”问题
    六、结语:我们应当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正确立法理念和思想   
    第三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2、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论《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关于伤残等级对应规定的违法性及相关问题》
曹  华

 

    【内容摘要】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的授权,卫生部制定并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而《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关于伤残等级对应的规定在立法上存在违法性,该违法性揭示了违法立法给司法审理工作造成的混乱以及折射出《立法法》的“缺位”现象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论证分析,明确没有制约的立法好比“闹市之虎”,其危害必然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要消除这种危害的唯一法宝是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正确的立法理念和思想。
    【关键词】《伤残等级对应标准》;违法性;
        《立法法》的“缺位”;司法为民

 

一、引言
 

    世无不变之成法,法有难尽之世事。这一变一尽之间反映出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和局限性。环顾当今社会,各种新的法律关系同新的法律问题,乃至崭新的法律理念,可说是万象纷繁,推陈出新。正是在这样的法随势易、趋时更新的时代大背景下,已历十五载之久的国务院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暴露出诸如知情权、“老子给儿子”鉴定、弱势患者举证难等脱胎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的种种弊端。沉舟侧畔千帆过,为顺应呼声日渐的改革大潮、顺应革故鼎新的民心民情,国务院重新制定并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同日废止。但是,人们在欣慰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突显了以人为本、注重保护弱势患者权益的立法精神的同时,他们并不知道正是基于对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一项授权的公器私用,短短二十七字的一段文字便已粉墨登场,在事实上标志着“一部”医疗事故致害人员伤残等级对应标准(以下简称《伤残等级对应标准》)的悄然出台。
 

二、《伤残等级对应标准》的实质内容
 

    国务院制定并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此系典型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授权部门立法,这与《立法法》第七十一条“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的规定是相符合的。而上述授权立法的授权范围为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授权权限为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制定权。据此,卫生部2002年7月19日经部务会讨论通过了《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并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该《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在其绪言中开篇明义地阐明了立法目的与立法依据,即“为了科学划分医疗事故等级,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争议,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制定本标准。”这是符合国务院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界定的授权范围与授权权限的。但是,我们随之细读并逐字逐句地咀嚼全篇绪言内容,问题便出来了:绪言的结尾部分最末一段文字的内容却悄然是“本标准中医疗事故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对应伤残等级一至十级”。莫要跑马观花般地溜过这段寥寥二十七个字的一段话,它标志着原有的人身损害伤残鉴定体系的消亡和新体系的悄然形成,打破了《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公安部GA35—92号文件,自1992年5月1日起施行)与《职工工伤及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劳动部、卫生部GB16180—1996号文件,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两部伤残等级鉴定标准二分天下的原有格局。至此,我国人身损害伤残鉴定领域已悄然呈现三国鼎立之势。笔者现将该对应标准的实质内容以下列图表形式加以说明,以便对此能够有个直观、清楚地认识和理解。

《伤残等级对应标准》表

   医疗事故     患者伤残等级
一级甲等 (死亡)无伤残等级
一级乙等          壹级
二级甲等          贰级
二级乙等          叁级
二级丙等          肆级
二级丁等          伍级
三级甲等          陆级
三级乙等          柒级
三级丙等          捌级
三级丁等          玖级
三级戊等          拾级
         四   级          不构成伤残等级


三、《伤残等级对应标准》在立法上存在违法性
 

    国务院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该行政法规成为卫生部行使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立法(制定)权力的法律依据。这是符合如前所述的《立法法》第七十一条所规定的内容的。但是,问题出在了立法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务院给予卫生部的授权权限是十分明确地界定在“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制定权”这一权力范畴,而非“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与相对应的伤残等级标准制定权”权力范畴。因此,卫生部在国务院就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立法事项上授予其立法权力并行使该权力的过程中,越权立法、扩张部门权力,擅自于《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这一部门规章的绪言尾部添附“本标准中医疗事故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对应伤残等级一至十级”的私张权力的行为,违反了《立法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之规定,应属《立法法》第八十七条第(一)项“超越权限的”越权立法行为。
 

四、《伤残等级对应标准》在司法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本人是一名专职律师,对超越权限的《伤残等级对应标准》悄然出台而给司法审理实践所造成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的切身体验。笔者曾经代理过一件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该案件就很能说明《伤残等级对应标准》在司法审理实践中所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2003年1月16日,患者程某(男,现年55周岁)因左手臂跌伤而入院治疗,医院经诊断为左肱骨中段骨折。2003年1月19日,医院给程某作了左肱骨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手术。但程某术后常感左臂疼痛难忍并伴有肿胀,医院对此称系术后反应过段时间就恢复正常。但此后疼痛并伴肿胀的情况并未消除,后在其本人及家属的再三要求下,医院对患处进行了X光透视检查,结果发现用作复位的钢板螺钉存在松动现象,左肱骨骨折处成角畸形,未有骨痂生成。2003年2月24日,医院给程某再次作了左肱骨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术。而此次手术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患者程某左臂术后麻痹、无知觉,左手手指活动功能丧失。后经肌电图检测,结论为左侧桡神经严重损伤。程某于2003年6月5日以该医院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笔者作为原告程某的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本案的全部诉讼活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事故发生地的医学会接受法院委托并按法定程序作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系三级丁等医疗事故。因医学会强调自身只能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不能接受伤残等级鉴定委托,法院就程某所受损伤的伤残等级鉴定工作委托了上一级法院技术部门进行,鉴定结论为程某“所受损伤构成陆级伤残”。医院对该鉴定结论不服申请重新鉴定。此时,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重新鉴定的结论为程某“伤残等级为玖级”。大家可能不禁疑问,同一鉴定对象同一受检伤情,何以结论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云泥?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二十七字《伤残等级对应标准》的悄然出台耳。程某的陆级伤残鉴定结论依据的是《职工工伤及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作出的,这也是法院在《伤残等级对应标准》出台前审理人身损害(道路交通人身损害除外)赔偿案件所普遍适用的。而依据《伤残等级对应标准》,三级丁等医疗事故岂不正好对应玖级伤残(参见前《伤残等级对应标准》表)。可谓是两个标准两重天,怎不让人“手持鉴定心茫然”。茫然也还罢了,真正叫人惊心的却是如下一笔账。以本案为例,患者程某定残之月时年满55周岁,医疗事故发生地的居民年平均生活费为5583元,则陆级伤残与玖级伤残的残疾生活补助费分别是:20(年)X5583(元)X50%=55830(元)和20(年)X5583(元)X20%=22332(元)。两相品迭,二者之间整整存在33498元的巨额之差,悬殊的落差令人瞠目结舌、矫舌难下。也就是说,如按《伤残等级对应标准》裁判,患者程某仅在残疾生活补助费一项上就会被减少33498元的赔偿额。二十七字的《伤残等级对应标准》相对于程某来说也许仅仅是难明其义的一组文字符号,但左侧挠神经严重损伤、一手大部分功能丧失的身体残疾对于程某而言却是唯一的、没有选择性的、不可改变的终身之痛。人之残疾已成定局,而法有“病症”却不可不治。众里寻她千百度,那规范立法行为、制约立法权力的“治法之法”可在其位?
 

五、《立法法》的“缺位”问题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内容写进宪法。“依法治国”的前提首先应该是做到“有法可依”,而“有法可依”的本质内涵应当是“有良法可依”。因为有法并一定有法治,在专制制度下,法也还是存在着的,甚至还比较“完备”和发挥着重要的统治作用,但这恰恰不是法治,而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人治、专制。这既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主专制国家夏朝所谓“夏后氏正行有五,科条三千”的残人肢体的严刑相印;也被第一个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秦王朝在法制史上留下的“暴秦酷法”的恶名所证。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良好的法律(良法)对于法治的重要性,把它看作是法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1]我们知道,制定法律属于立法的范畴,是有权的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创制法律的活动,是一种国家权力的体现和行使过程。而任何权力的行使,先天就有一种脱离民主的倾向与可能,立法权当然也不例外,没有制约的立法好比“闹市之虎”,它面对的是普通的和普遍的公众,造成的必然是深重的与广泛的社会危害。这恐怕也是在全面总结了中国立法五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00年3月15日通过并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根本目的所在。综观《立法法》共六章七节九十四条的内容,可以说《立法法》本身是一部宪法性法律,是一部治法之法:除《宪法》之外,我国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乃至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均依《立法法》适用和执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有关立法活动或者“准立法”过程中,《立法法》这部本应处于不可或缺地位的“主角”却被经常排挤在外,存在着“缺乏应有的地位”即“缺位”的尴尬现象。如前所述,卫生部在行使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立法权力的过程中,在制定《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这一部门规章时,超越国务院的授权范围,擅自将上述立法权力扩张成为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与相对应的伤残等级标准制定权,对《立法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以及第八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置之不顾、视若无睹。在这里,《立法法》的的确确“缺位”了。而值得注意的是,自《立法法》颁布施行至今几近四年的时间里,这种治法之法“缺位”的现象还并非是个别的和偶然的。我们观乎近几年来的立法或者“准立法”活动,诸如国务院在“非典”期间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三条就规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在必要时,有权“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这实际是赋予了有关机构享有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权力—隔离权。在这里,《立法法》也还是存在“缺位”现象,因为我们没能看到这部治法之法的“身影”,没能看到该法第八条第(五)项关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的上位效力;也没能看到该法第九条关于“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的规定的法律约束力。再有,《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而第四十三条又指明“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结合现状,情况恰恰与此相背离。在司法实践领域中,最高人民法院不仅现实享有广泛的法律解释权,甚且其司法解释在近几年中呈空前繁荣之势,其地位和作用甚至已经成为全国法院审理和裁判案件最基本与最上位的依据,有关法律反而成为了派生的、下位的。而究其内容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越来越脱离单纯地、就事论事式地解释某一具体法律条文的范畴,向着对整个法律文本进行系统性和整体性地阐释、说明甚至上升到创立法律未曾明确的事实领域和行为规范的方向发展。其性质已不再属于对法律条款的文字含义和文字表达的技术性解释,完全属于一种“准立法”行为,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个权力相对薄弱的法院却拥有世界上最为广泛的法律解释权”[2]的奇怪现象。在这现象的对应面,我们同样看不到治法之法这个“规范者”应有的身影和制约的行为,《立法法》也仍然是“缺位”的。无论是越权立法还是违法立法抑或是无正当性的“准立法”行为,《立法法》在它们面前屡屡“缺位”的现象,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应当是利益趋使所致(当然也有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其它因素)。因为任何权力的行使必然伴随着利益的产生,权力与利益本就是一胎双生、如影随形的。部门的权力扩张同时意味着部门的利益随之扩张。因此,以保障人权、制约权力为立法目的的《立法法》在利益面前被忽视甚至被无视,出现“缺位”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六、结语
 

    《立法法》作为规范立法活动、促进依法治国的一部宪法性法律,应该有其本身固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积极性。私张权力式立法、事急从权式立法以及所谓实现正义式的“准立法”等,都不能成为立法活动不受《立法法》制约的天然的、正当的理由。《立法法》本身虽然也还存在尚需完善、发展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对违反该法之行为的惩罚机制缺失,即无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但是,这也并不能由此而无视甚至否定它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因为这种缺失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加以修正和完善。“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何谓定理,定理就是“人”,就是“民”,就是“人民”。古人尚且有这样的远见,那么在现今这个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社会大潮流环境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抛弃以“部门利益”为出发点的错误立法观念;有什么理由不能始终坚持以“人本主义”为立法宗旨的正确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我们应当走出部门利益、山头主义的小圈圈,走进司法为民、依法治国的大时代。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2]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69页。

 

欢迎咨询:四川泸州著名律师,泸州优秀律师,泸州知名律师,泸州三优律师曹华律师 电话:13982488869



友情链接:泸州优秀律师  泸州三优律师  泸州知名律师  泸州著名律师  泸州律师  泸州律师事务所
地址:泸州江阳南路30号 技术支持:唐网互联  宁波网站建设 建站铺
电话0830-3196133 传真:0830-3196133 手机:13982488869
网址:www.caohuals.com 邮箱:cao_hua373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