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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视野下最高院刑事规范性文件合法性探析


               《立法法》视野下的
        最高院刑事规范性文件合法性问题探析
                        作者  曹华

 
    一、从两宗毒品犯罪案件看最高院关刑事规范性文件的“前世今生”。
    为帮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掌握该两宗毒品犯罪案件情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最高院刑事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作者采用“时间轴”的表达方式呈现相关文件内容与案情如下:
    2008 年 12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 2008 】 324 号,下称《大连会议纪要》)。
    《大连会议纪要》在“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定罪问题”方面规定:“吸毒者确是在购买、运输、储存用于自己吸食的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且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可不认定为犯罪;但是,如果其被查获毒品数量较大,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如果其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当场查获,毒品数量大,明显超出其个人正常吸食量的,可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2015年2月21日11时许,罗某持当日重庆北到成都东的火车票欲乘车,在过重庆北火车站安检口时,被安检员发现携带美沙酮505.1克而案发,经查罗某系社区药物维持治疗人员,其携带美沙酮系自身服用,案发时的尿液检测结果呈阳性。
    2015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129号,下称《武汉会议纪要》)。
    《武汉会议纪要》在“罪名认定问题”方面规定:“吸毒者在购买、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2015年6月5日,重庆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5)重铁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罗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
    2015年6月13日13时许,张某某持当日重庆北至北京西的火车票欲乘车,在过重庆北火车站北广场安检口时,被安检员发现携带美沙酮446.40克而案发,经查张某某系社区药物维持治疗人员,其携带美沙酮系自身服用,案发时的尿液检测结果呈阳性。
    2015年11月9日,重庆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5)重铁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冰火两重天!两案案情基本相同,何以定罪量刑之间如此天差地别、大相径庭?其戏剧性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
    《大连会议纪要》与《武汉会议纪要》就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储存用于自己吸食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定罪问题上,《武汉会议纪要》取消了《大连会议纪要》关于吸毒者处于运输过程中的犯罪行为应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有关规定,改以运输毒品罪来定罪处罚。

    二、《立法法》视野下的最高院刑事规范性文件不具有合法性的问题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2015年3月15日,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进行了修正。
    我们综观《立法法》共计六章七节一百零五条之内容,可以说《立法法》本身属于一部宪法性法律,系一部“治法之法”——即除《宪法》以外,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均应适用该法或者依照该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立法法》第八条第(四)项明确指出:“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四)犯罪和刑罚”。 同时,该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一百零四条分别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条第二款)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因此,根据《立法法》的上述明文规定,最高院仅享有一种限制性的司法解释权——即最高院作出的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除此之外,《立法法》没有授权最高院享有“刑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我们更找不到任何关于最高院印发的有关刑事规范性文件可以适用于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可知《大连会议纪要》、《武汉会议纪要》等这类最高院的刑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印发乃至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的具体适用,均违反了《立法法》的上述相关规定,不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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